戏说避孕药的前世今生

　  今年是口服避孕药正式临床使用50周年。口服避孕药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因为它使女性在性、生育和工作上都更多地得到自主，在许多西方国家引发性革命，更是社会变迁和女权运动思潮的直接见证者。

　  50年前，第一颗避孕药问世。从4000年前，埃及人利用石榴籽来避孕，到小小避孕药丸的问世，女性的角色有了重大的转变。当一个女人可以控制怀孕的时候，那么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她的控制下，避孕革命最大的进步在于加速女性个人角色的转变。有人说，避孕药改变全世界，甚至比阿姆斯特朗登陆月球，所引发的影响还要大。

　  避孕药是一个矛盾体：它是供人食用的药物，但服用它的人却并没有生病，这在药物史上还是首次；它的主要发明者是一位保守的天主教徒，最初是为了治疗不孕不育，谁知歪打正着却有避孕的功效。

　  避孕药的问世，真正彻底改变全世界女人的命运。因为想不想当妈妈，终于可以由女人自己决定。1960年5月，避孕药首度获得美国食品及药物监督管理局的批准，可以上市销售。不过，在当时只有已婚妇女可以合法使用。但现在，全世界有一亿妇女每天服用一片口服避孕药。

　  从问世之初，“避孕药在个性前卫的单身男女中引发性革命”的论调就一直伴随着。支持者说，避孕药可以缓解人们因为意外怀孕而带来的压力，从而维系婚姻和家庭的稳定；反对者则指责它为性滥交提供保险，是通奸、出轨和婚姻破裂的罪魁祸首。

　  但很显然，口服避孕药的问世和普及，不仅有效减少怀孕、堕胎的几率，也令女性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可以更好地掌控。“女人不是生育工具”这句话，真正有可能实现。口服避孕药为女性开启一个拥有权利的新时代。避孕药诞生50年，可以说是女性权益不断增强的50年。以美国为例，口服避孕药的使用，与女性就读大学并完成学业人数、女性进入法律医药等专业领域的人数正相关。

　  1960年，一名典型的美国妇女有3.6个小孩；到1980年，下降到两个。妇女们开始把自己定位为工作者，而不是之前的家庭妇女。美国妇女组织（NOW）主席特里·奥尼尔说：“避孕药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家庭结构转变有明显联系。1970年，70%带有6岁以下子女的妇女赋闲在家，30%工作。但现在，这个数字差不多倒过来了，而且还有22%妇女的收入超过了丈夫。”

　  奇特的避孕古代史

　  避孕的历史发展非常奇特。在古代，妇女通过某些剧烈运动使精子能够排出。一位公元2世纪的希腊医生，建议希腊妇女同房后反复跳跃七次来避孕。欧洲的妇女则采用“更可靠的方法”，医生鼓励她们半夜里来回推四次磨。

　  早在4000年前，埃及人就开始用石榴籽磨粉做成药丸塞入子宫来避孕；大哲亚里士多德提到用薄荷类植物来杀精避孕；意大利探险家卡萨诺瓦则曾试图把半个柠檬皮掏空后用作原始的子宫帽。18世纪中期，英格兰国王查尔斯二世为了限制自己私生子的数量，把羊肠当作避孕套……

　  古代人的避孕经历表明，早在避孕药产生前，他们就已经开始研究如何避孕。

　  节育先锋玛格丽特·桑格

　  但进入现代社会，避孕遇到宗教势力的一致反对：如果不是以生孩子为目的，那么性交甚至婚姻都是不道德的。在19世纪，有关如何避孕的信息被等同于淫秽色情看待。女性们想知道如何减少孩子的出生数量，渠道少之又少。

　  这一切随着一个女人的出现而改变。玛格丽特·桑格1879年出生于美国，她的母亲50岁时因第18次怀孕去世，桑格站在母亲棺材前，对父亲说：“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妈妈的死是因为她为你生了太多孩子。”

　  桑格长大后成为节育先锋，她想研制出一种“神奇药丸”，帮助那些和她母亲一样总是怀孕的女人们。1917年，桑格遇到了富有的凯瑟琳·迈考米克。两人发起节育运动。大萧条时期，家庭成员的庞大事实上已经成为沉重的负担，这样的经济背景恰好为她们的节育运动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

　  发明者曾专注于治疗不孕

　  1951年，桑格与美国科学家格雷戈里·平克斯在一次晚宴中相识。在桑格的说服下，平克斯开始进行怀孕和避孕方面的研究。1952年，平克斯遇到哈佛的约翰·罗克博士。罗克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正在研究如何用荷尔蒙帮助不孕妇女怀孕。两人发现：利用荷尔蒙原理一样可以使妇女避孕，其原理大同小异。

　  他们的研究只能秘密进行，因为当时的美国还没有摆脱传统法律的束缚，直至全国范围内突然爆发流行性月经不调。1960年5月9日，为了治疗妇女病，美国食品及药品监督管理局终于批准口服避孕药在临床应用。　

　　  诞生之初节育依然是禁忌

　  和其他避孕措施不同，避孕药让女性在性和生育方面获得自主，因为避孕药吃还是不吃，是女性自己说了算。女性可以依照自己的愿望，要孩子或者不要孩子。

　  美国成千上万的已婚妇女由此获得解放，获得身体自由和工作学习机会。但从诞生那天起，避孕药受到的争论也一直从未停止。反对者一直将其视为社会混乱变迁的催化剂。

　  节育依然是这个国家的禁忌。1965年，两位经营者因为开办一家避孕诊所被逮捕，这个案子引起全美关注，最终法官根据《权利与自由法案》裁定，推翻只有已婚夫妇才能服用避孕药的规定。

　  避孕潮的到来

　  避孕药当时几乎成为最流行的节育形式，有650万女性服用。当然，也有一些人为头昏眼花、反胃等副作用而烦恼。但这场避孕革命，加速了女性个人角色的转变。

　  1967年《时代》的一篇文章上，一位女性教师这样写道：“我还在大学读书期间就已经结婚了。那时我觉得我的生涯到此为止了。但是我现在可以用自己教书的薪水买下一处房产，因为服用避孕药可以让我不用担心一次意外就毁掉这所有的一切。”

　  1960年代的雇员短缺，也使雇主们接受了“职业女性”的形象。1966年，美国失业率为3.8%，几乎雇用不到男性员工，而这一年成年妇女的工作人数上涨了10%，著名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开始雇佣女性职员。而在避孕药出现之前，这样的情形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女权主义的兴起

　  1970年代，避孕药在社会中的真正影响才开始显现，女性可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而不受其他因素束缚。到1975年，单身妇女服用避孕药的数量大幅上升；而非天主教女大学生想要3个或以上孩子的比例，由1963年的80%下降到1973年的29%；在避孕药普及的1970年到1975年，女性平均结婚年龄从23岁推迟到了25.5岁。女性因婚姻而辍学变得少见，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成倍增加。更多的女性开始关注生活和工作。 　　

　  女权主义者开始争取扩大妇女的权益。1972年，教育歧视结束，法学院和医学院为妇女敞开大门。避孕药的出现让学校开始放心接纳女学生而不用担心她们过早怀孕。在1970年到1980年间，法学院女生数量从4%升至36%，商学院女生数量则从4%升至28%。

　  英国女权作家菲利浦说，最重要的一点是避孕药的出现使得妇女在经济上不再依赖于男人。她们的上一辈人总是担心如果有性生活的话，就会怀孕，而一旦有了小孩就要呆在家里照顾小孩，不能工作。因此，避孕药的社会影响要比它对性行为的影响更重要。

　  新时代的误区

　  口服避孕药已经诞生50周年，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对避孕药的认识却走进新的误区。美国预防青少年意外怀孕的一项研究发现，63%的青年男女对避孕药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即便了解一些也是错误的；40%的人认为，即使服用避孕药，也有50%以上的几率怀孕（事实上，避孕药在92%的情况下都会生效）。

　  传统主义者迫切主张进行药物研究的同时，也更关注家庭婚姻问题，以人性的需求重新塑造新的社会体制——因为，过去半个世纪关于避孕药的争论已经表明：科学本身不会解决任何问题，尤其是在那些涉及人与人关系的社会层面。

　  避孕药在中国比较尴尬

　  2010年，《德国之声》的报道称：避孕药在欧洲使用相当普遍，但在中国却不然——人们更青睐其他避孕方法，比如避孕环、安全套或只是“多加小心”。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计划生育的强制性开始弱化，女性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好、最安全的方法避孕，这项人性化的改变后，避孕药的使用开始下降。据北大人口研究所的调查，避孕药的使用率从1990年的5%下降到2000年的2%，而现在只有1.5%，这表明避孕药并不受中国人的欢迎。

　  在中国，不仅是已婚女性，新一代的年轻人也更倾向于使用避孕套。对于把性与生育分开来理解的年轻一代，代表着性的是杜蕾斯、杰士邦，或者威尔钢，而非需要定期服用的短效避孕药。

　  避孕药为何在中国不受欢迎？一种说法是，避孕药的副作用被夸大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对避孕药的排斥表现了东方国家对于药物，特别是长期服用药物的反感。

　  高达6%的人工流产率（20－29岁），紧急避孕药的滥用，损害着中国女性的健康。很多人甚至误认为避孕药就只有紧急避孕药一种。事实上紧急避孕药比短效避孕药出现得晚，副作用也严重得多。